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争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经济的本质则是价值的攫取，三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唯有诉诸经济才是公认的划分利益的方式，毕竟人类社会已经与动物世界有了本质的区别。

一、             美国的未来在于形成全球虚拟经济中心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科技、经济强国，其发展潜力与世界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不可能寄希望于限制其他国家发展而获得发展空间。所以，美国只能带领全球不断打破经济的约束而求得发展，否则人类将会重新回到蒙昧与愚顽的黑暗历史中去。

1． 美国经济的困境

二战以来的全球经济繁荣，美国居功至伟。九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商用化显著地改变了全球经济，也带来了美国经济泡沫以及全球性经济繁荣。

2000年以来，一方面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美国为了让经济强制复苏，迅速启动了房地产市场，目前看来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没有实体经济增长支撑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只能带来“次级贷”。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美元危机一道带来了原材料价格暴涨，资源瓶颈对于全球经济的制约越来越严厉，并成为美国经济的绞索。

为了改变这种困境，美国迫切需要全球经济衰退来缓解全球原材料紧缺，而使价格回落。为此，美国一方面通过《新能源法》推高粮食价格，另一方面利用金融市场迅速拉高原油价格，以推高全球通胀水平。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美国不能忍受长期的原材料高价格，而发展中国家却有可能在短期的原材料高价格下陷入危机。但这一策略的效果并不理想，比如越南、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受到冲击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而中国、俄罗斯等受到冲击则较小，连美国白宫与国会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

2． 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因素

美国是一个有内省力的国家，在一再碰壁以后，很可能会迅速调整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以政府接管的方式迅速结束“次贷危机”；二、迫使发展中国家反通胀，以使世界经济整体回落；三、改善同伊朗的关系并扩大伊朗的原油生产；四、加大国内的原油开采；五、继续推高农产品价格；六、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型产业；七、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以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八、继续推动世界金融一体化以获得金融利益；九、修改美国移民政策以吸引美元回流；十、削减军费。

美国当前的经济困境是在全球资源紧缺条件下，收入与支出长期失衡的必然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战争手段迅速实现资源平衡是不成功的，所谓欲速则不达。资源紧缺是一个困扰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硬约束，各国对于这一约束的适应水平是决定国家长远发展前景的根本差异。

支出层面，美国显然是大大超过了其应该的份额，削减原材料的需求是恢复美国长期经济平衡的关键，国际原材料价格的短期回落将有利于短期缓解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收入层面，作为一个大国不能过度依赖于少数产业，象九十年代美国对于IT与金融产业的过度依赖，2001年以后的房地产繁荣则更荒谬，因为房地产业虽然短期会拉动了国内的经济，长期却扩大了国内的需求，进一步恶化国际收支。

所以，美国经济复苏只能是通过多个产业培育来实现。而为了实现这一点，美国必须获得其它国家的信任，美国自发地削减军事支出是必然举措。

3． 美国经济战略定位是全球虚拟经济中心

美国汇聚着全球一流的各类人才，具有全球最有活力的创新体系。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商业潮流的引导者而大获成功，其要点是与全球经济一起成长。当全球面临资源紧缺的空前危机时，美国理当继续擎起科技大旗与世界各国共商对策。不幸的是，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寄望通过滥用武力掠夺其他国家来维系其繁荣，从而把自己置于全球公敌的位置。

当前，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扭转，但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因为经济一体化的确为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美国所推行的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一直是通过炮舰外交来实现的，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的警惕与反感。唯有削减军事力量来达到新的全球军事均势，美国才有可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信任，也许需要若干年时间美国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获得，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一个冲突的世界。而美国越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将越脆弱，全球金融力量会自发地对美国军事力量形成牵制，没有人可以改变。

作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应该发挥其技术创造者、价值观主导者、世界秩序引导者的角色。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既实现其利益，又能为全球的未来负责，前提条件是放弃武力。美国可以通过全球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全球的自律与均衡发展来继续保持其大国地位。

美国经济的战略定位应该是全球虚拟经济中心，要实现这一点，美国需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首要地，自发限制军事实力，主动地构建全球性军事均势。毕竟军事从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达不到目的的手段只能是一种负担而非财富。

二、             中国的未来在于形成全球实体经济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历程，我们在获得了一定利益的同时也向外部世界让渡了巨大的利益。表现在，一、中国过去对于跨国公司的欢迎与优惠是史无前例的；二、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让渡的利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真正的双赢，这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利益让渡，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网络舆论为代表，认为一些人出卖了国家利益；一种以“专家学者们”为代表，认为不存在国家利益流失。笔者从情感上倾向前者，但立论却不能情感化。对于“专家学者们”的观点笔者不免嗤之以鼻，因为当代的人没有资格评价当代的历史，学者应该做基础的对策研究以防止国家利益的流失。

国家利益是最需要有人对其负责却又最没有人对其负责的一种责任，但政治人物不能逃脱历史的审判。从历史的眼光评价，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应从大处着手，而不能从细节入手（戏说历史者流，除了荒谬，还是荒谬）。政治人物的功过表现在是否创造或者顺应了时代潮流，实现了国家崛起，改善了人民生活；是否留下了开创未来的政治遗产而非债务。至于一时的得失在所难免，国家比任何人更像一个商人，交易中的得失既不可能精确计量也很难被完整记录。重要的不是纠缠过去，而是在未来能够吸取足够的教训。

1．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以实体经济为导向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是：为了改善人们生活而城市化，为了吸纳就业而扩大投资，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直以改善民生为基本导向。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对于产业自主性的长期忽视，民族产业升级缓慢，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过度投资压缩了企业利润，使得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群体产业工人经济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中国经济迅速向虚拟化方向发展。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全球原材料高企，在低价原材料价格的补贴之下，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双重繁荣。

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原材料价格飚升的外部性，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再次被忽略，下游企业仍然处于微利状态。虚拟经济繁荣带来的高成本对实体经济形成压抑，大量企业关门大吉，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中国经济就此陷入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前途未卜。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呈现持续性泡沫繁荣，迅速推高经济成本，中国经济有陷入滞胀的危险。

本质上，虚拟经济是一个成本转嫁，价值掠夺的过程，只有当虚拟经济能够带来产业升级，成功向外部转嫁成本时，才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否则，必然加剧两极分化而危害国家经济与社会稳定。

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向外部大规模转嫁成本的条件，更不具备以金融形式掠夺外部价值。以美国的坚船利炮，从外部掠夺价值尚且困难，何况中国。所以，当前国内对于虚拟经济的放纵除，破坏了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是必须抑制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原因。相反地，中国股市的不同定位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股市的繁荣能够促进国内产业整合与升级，则虚拟经济对于经济是有利的。否则，股市的繁荣仍然是财富掠夺的斗兽场，这是2005年以来我国股市泡沫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仍然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升级为基本导向，防止经济的虚拟化倾向。当然，上山容易下山难，房地产价格泡沫剧烈地破灭也是国家经济难以承受之重。笔者认为应该以适度通胀、居民收入适度上涨、房地产价格适度下跌、人民币适度贬值来化解目前的困境。最为重要的，必须建立经济、企业以及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良好预期。

中国经济、金融需要新政。

2． 全球通胀强化中国实体经济中心的地位

当国人对于通胀喊打喊杀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经济能够屹立不倒皆是拜全球通胀所赐。2003年以来，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暴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达到7%的增长。道理很简单，在原材料紧缺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消费更少的原材料却开采更多的原材料具有短期竞争优势。2008年以来，国际石油、煤炭等价格达到了难以承受的高价格，越南、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先后出现了危机的征兆，中国受到影响仍然轻微，在于中国产业已经具备初步的成本转嫁能力，国家仍然保持了对于国内资源价格的控制力，并继续在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开采。

从长远来看，中国不可能长期通过大规模的国内资源开采来维持这种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应该向朝着争夺全球原材料的产业竞争力方向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当我们自满于目前中国经济良好表现的时候（当前，大规模开采国内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都是欣欣向荣的），将错过奠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时机。

中国产业升级刻不容缓。

3． 中国经济短期内具有非常强的健壮性

当国内经济学家们对于美国“次级贷危机”惊慌失措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出乎意料地稳健，于是他们又欢呼雀跃，以至弹冠相庆起来。除了无知，还是无知。

中国经济短期具有很强的健壮性（控制论中称为“鲁棒性”），在于中国已经初步获得了全球实体经济的中心地位，并仍然用国内资源耗费来维系这种地位。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

笔者以为，中国应该继续推进“科学发展观”、“科技创新”、“和谐社会”、“节能减排”，这些战略实施的效果决定着中国经济长远前景，而对于GDP、CPI这些细枝末节的指标不要太多地关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行了。

当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战略执行能力问题，而不是战术问题。战术的得失不过在升斗之间，而战略的失误则会失去历史。

三、             中美之间的良性战略互动

笔者认为，美国经济虽然有走出低谷的可能，但需要其他国家的强力配合。相反地，中国经济因为具有巨大的短期优势，只有中国能够给美国最大的帮助。

笔者认为，虽然美国短期给予中国最大的压力，但长期却与中国有一致的利益。美国的衰落短期会减轻中国压力，长期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美国衰落并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稳定的、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中美结成经济战略轴心是共同的需要。

1． 中美关系仅限于经济轴心

中美经济具有最大的互补性，美国经济优势在于其创新性、价值观主导性、虚拟经济、全球经济秩序主导性，中国则具有全球最大的实体经济。中国传统的哲学与智慧决定中国不可能在虚拟经济领域挑战美国的地位，在于这种定位本身也是双刃剑，并不总是意味着绝对利益。

美国方面，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美国经济、金融、政治地位只能是空中楼阁，衰落是必然的。中国方面，国际秩序、规则对于实体经济的潜在干预风险非常巨大，中国需要稳定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美可以通过结成全球经济轴心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应该加强新能源、环保、节能、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中国将会在美国经济复苏、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方面给予美国巨大帮助，而美国则应该从产业、金融等方面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国际原材料的基本需求。

2． 中美战略对话的主导权应该在中国一边

美国在全球的核心利益是金融一体化与国际原材料控制权，在美国经济、金融危机、政治可信性下降的背景下，很难实现。美国需要扭转这种趋势，但没有中国的帮助又是不可能的。

当前，美国为了局部利益压迫人民币升值、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不利于形成中美互信，是战略的短视行为。由于美国困境的紧迫性，中美战略对话的主动权理应在中国一边。

3． 中国自主性是中美经济轴心的前提

相互给予安全与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金融的安全性来自于经济、金融的自主性，在一定的自主性之下，中国经济有可能在未来数年里获得稳定的全球实体经济中心地位。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的经济、金融才会进一步开放，就像1996年日本金融业全面开放一样。

在中国不具备进一步金融开放的前提下，美国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与中国的深层次合作，只会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的自主性还包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与美国军事上的均衡是美国获得国际信任的关键，也是全球稳定的基石。美国军事力量的削弱与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将会从实力上保证中美两国分别成为全球的民主与共和两党，共同开启全球的未来。

后记：大选在即，笔者期待美国改弦更张。

上个世纪，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的中心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这充分证明了小平同志“改革与开放”战略的巨大能量。当美国逐步转向遏制中国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地调整国家战略。

一、资源与成长空间是国家博弈的基本目标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必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著名论断穿越时空，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再次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邱吉尔曾经说过：“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因此，利益博弈是国家关系的基础。而国家博弈的根本在于对于资源与成长空间的争夺，因为其稀缺性，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价值来自于稀缺性。上个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作为其最佳的注释。作为二次大战的结果，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的霸主，主导了国际金融、经济、政治、军事秩序。

1978年的“布热津斯基原则”——抑制发展中国家发展以保持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确立了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原材料供应地以及商品倾销地的地位。在冷战背景下，为了对抗华约集团，美国扶持了德日，并容忍了德日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最终为自己培养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八十年代，美国开始了在拉美国家的实验，据此在1990年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试图通过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为美国资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

在自由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旗帜下，美国资本与私人资本在拉美国家恣意泛滥，控制了这些国家的铁路、电信、矿山、银行等经济命脉，并突破国家对于价格的管理，带来剧烈通胀、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动荡，导致国内资本外逃美国。自八十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危机频仍，政权频繁更迭。

二、美国对于我国的战略企图以及发展过程

兵法云：“能，故示之不能，用，故示之不用”。成功的战略往往有一个成功的战略欺骗。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美国的战略基本是透明的。而我国的战略可以是不透明的，令美国非常恐惧。

美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当然是“拉美化”，就是通过所谓的“自由化、市场化、民主化”来推进“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由于布什对于军工、石油利益集团的过度迁就偏离了这一目标，错误地发动了“反恐战争”，使美国陷入当前的困局。

从经济一体化来看，美国通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获得了产业资本利益，而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就业，利益基本相当，可以说是双赢。从金融一体化来看，美国可以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是美国绝对的利益。发展中国家最佳的方法是战略防守，德日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就是最好的防守模式。从政治一体化看，政治是一个国家的规则环境，所谓的美国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大资本的民主，为资本逐利提供最大的便利。发展中国家金融、政治自主性是最重要的防火墙。

在陷入“反恐战争”不能自拔的情况下，美国智库迅速回到了“华盛顿共识”的立场上，以佐立克、鲍尔森为代表的“知华派”占了上风。其核心思想是通过保持和中国的良好接触以诱导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上转变。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注意到从中国台湾，到中国西藏，再到奥运会，都有美国的黑手，但美国一直都让别人打头阵，反映了美国通过掣肘来诱导我国对其让渡利益的策略。

三、中美博弈的优势与劣势分析

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本质上是处于“一体化”哪个阶段的判定。目前我国处在“经济一体化”阶段，准备迈入“金融一体化”，并最终有可能到达“政治一体化”。

1．中国优势——产品价格

由于内部以及外部的因素，我们处于“经济一体化”阶段足够长，从78年算起是30年，从1992年算起是16年，我国积累了强大的加工与制造能力，在产品市场上处于独特优势。如果不考虑经济环境的变化，在未来15年时间里，不会有任何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形成实质性的替代，反映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而我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是在国际原材料价格的高企背景下取得的。说明我国加工、制造业能够承受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非常了不起。

由于我国商品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我们拥有提高价格的空间，在国内也具有扩大生产的空间，但考虑到环境污染、国内资源耗费，以及对于其他国家的压力，我国适当压缩投资规模是正确的选择。对于巨大的价格优势，我国可以采用涨价、升值、保留三种策略，我们主张通过慢慢涨价这种形式来提高国家利益，在于其他方式对于国家利益是不利的。

2．美国优势——资本收益

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另一面，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巨大的资本利益，目前美国在海外拥有11万亿美元的资产，主要是以跨国公司的形式而存在的，其收益以一篮子货币来计价的资本收益在15%以上。世界其他国家虽然在美国有16万亿美元的资产，但其中的10万亿资产是以证券的形式存在，总的年收益率平均估计在5%以下，考虑到美元贬值，所得根本不成比例。以此估计，美国资本方面的年收益实际顺差在8000亿规模，与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基本相当。

3．中国劣势——资本收益

一般地，一个国家产业可以划分为非贸易型产业与贸易型产业，市场化产业与非市场化的产业。我国优势的民族产业是加工、制造产业，是市场化的、贸易型的，传统制造业的毛利润率6%，高科技加工制造毛利润率只有3%。毛利润率的平均大致是5%，净利润率是3%。

中国一家销售额10亿人民币的上市公司，净利润只有3000万，50倍市盈率对应的市值15亿。而美国一家销售额10亿人民币的公司，净利润1.5亿，12倍市盈率对应的市值18亿。以投资市场来看，中国上市公司有泡沫，而美国的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所以，中国产业、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是利润率太低，而不是股价太高。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提高其利润。

造成中国上市公司利润率太低，与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有关。长期以来，为了经济增长而城市化，而就业，而投资，造成投资过度，利润率低下，是那个时代的战略要求。目前，初级层次劳动力就业压力已大大缓解，大学生就业困难。环境污染、资源耗费、国际市场瓶颈显现，中央“科学发展观”、“友好又快”战略决策已经出台，重要的是落到实处。

因此，我国应该通过涨价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以企业资产质量的改善来改变中国的劣势。

4．美国劣势——产品价格

“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美国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同时大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表面上看起来美国逆差庞大，实际上美国壮大了资本力量。这一模式的最大弱点是通货膨胀。

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急剧扩大，如果没有中国廉价商品的缓冲美国的通胀率将急剧上升。而由于美国的产业已转移到海外，居民将无法提高工资水平，从而无法冲销通胀的损失，美国将不得不提高利率，将会导致其他国家在美国资产收益率上升，而美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将难以平衡，最终必然导致美国衰落。

四、德日模式是后起国家的强国模式

任何对于国家崛起的探讨不能忽略其当时所处的环境，从过去几十年来看，大国中只有德国与日本成功地从弱国成长为强国，这与德日采取的国家战略有关。

德日模式与美英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三个方面：一、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与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二、政府支持型产业模式与环境营造型产业扶持模式；三、混合治理模式与股东治理模式。

在德日模式下，商业银行在企业的融资中占主导地位，通常商业银行也是企业的大股东，商业银行更关注企业的长期生存安全，对于企业的短期业绩波动并不敏感。相反地，英美企业的融资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融资，金融市场对于企业的短期业绩更为敏感，而对于企业长期战略容易忽略。比较而言，德日企业融资更便利，而美英企业融资更难。

美英大型企业往往是长期业绩增长的公司，有较大的资本积累，自我扩张的能力较强，其他企业由于融资门槛过高，形成了大企业的自然垄断。对于德日等后起的国家要想在产业上与美英竞争，只能在融资上给予便利，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国家扶持的作用。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德日仍然采取同样的融资策略，而美国由于市场融资门槛太高，只能降低融资条件建立创业板来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所以美国创业板长期以来维持较高的泡沫，这是由产业发展要求所决定的。

德日模式在公司治理模式上采取银行、股东、员工、产业链上相关企业共同治理的模式，形成很强的利益共同体，对于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强。但由于相关主体的惰性以及利益不敏感，往往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这样的结构有利于企业战略，不利于公司业绩。美英模式在公司治理上主要是股东治理，过度关注短期业绩，往往不利于公司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长期来看，日德模式由于战略的明确性在传统产业上具有优势，美英模式因为市场的反复无常容易付出摩擦成本，而美国在高新产业上的优势主要与其创新文化有关。一般地，德日企业由于股东的稳定性而具有战略性，股东的不稳定的美国企业往往缺乏战略。

因此，作为后起的国家或者公司，相关企业利益一致性、融资上的扶持、企业的长期战略是这些企业获得稳定与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来看，兼有德日、美英模式特点的混合模式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后发国家在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时候，应该侧重于德日模式。所以，我们认为我国的融资模式应该先德日后英美，不能一步到位。

五、政策建议

1． 以提高竞争性企业盈利能力为基本导向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二是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能力与动员能力。

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表现在，一、产业是否能够占领足够的国际市场？二、产业是否能带来足够的附加值？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占领了足够的国际市场，但产业的附加值还不高，附加值的高低关系到能否争夺到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资源，如果不具备这种争夺能力，即使国内的原材料也必然是别的国家的，就象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原材料出口国。

产业的附加值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成本、质量、技术、品牌。目前我们在成本与质量上已经建立了较大的优势，重点需要提高的是技术与品牌，这些都需要资本的堆积。因为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弱，不可能通过自我积累的方式来实现。

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提高价格、财政补贴、技术注入等方式来实现这些企业的提升。比较好的方式是通过提高出口关税积累资金，再以财政补贴等方式注入技术、品牌提升型公司，对于竞争中处于劣势公司通过鼓励重组的方式注入优势公司。国家建立专门金融机构扶持产业整合。

2． 暂不以市场化为改革目标

先德日模式后美英模式本质上是先采取非市场手段，后逐步推进市场化，在于市场化并不能解决目前产业过度竞争，企业处于生存艰难而无法发展的问题。首要的是先解决企业的生存问题，然后再促进其发展。

德日模式的核心是企业融资的非市场化。过于市场化的融资，必然导致银行贷款的结构恶化，一方面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得不到贷款，另一方面大量资本囤积于房地产市场追逐不当暴利，造成资本配置效率的倒置。长期以往，企业垮了，房地产价格如何支撑？

产业问题的解决是根本性的，产业问题不解决，金融坏账的解决只能是掠夺民众，而且也是暂时的。

马克思指出：“金融资本的利润来自于产业资本”。所以，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实业资本的造血机制。竞争性企业的盈利是资本市场的根本，非市场的资源型企业、国家垄断型企业的高利润推高了社会成本，其盈利与否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把资源性、垄断型企业市场化是伪市场化，甚至是“拉美化”。

3． 压房地产价格，维持股价指数

让房地产价格适度上涨是为了吸引民间资本推进城市化，目前我国面临着城市化太快以及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特别是房地产并不创造价值，充其量只是带来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房地产价格的高企从长期来看必然推高生活成本，带来资源耗费。对于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只有害处，而无益处。我国商品巨大价格优势对于成本上升具有一定的吸收能力，目前尚不至于造成根本性危害。

但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是一种赤裸裸的财富再分配，置民众于困境之中，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更不利于职工安全感，还带来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的巨大盈利。相反地，股价高企虽然也不能带来实际价值，但有利于企业低成本融资，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显然是有利的。再者，股价的高企客观上抬高了国际资本控制中国产业的成本，对于我国产业的安全显然是有利的。

所以，当前应该采取压房价，维持股价的政策导向，股价的高企可以通过企业盈利的提升自然抹平。不会像地产价格泡沫破灭那样带来金融冲击。

4． 维持适度通胀，维持汇率稳定

自1978年以来我国分别在八十年代初期、九十年代初期出现过高达两位数的通胀，但由于经济高增长、居民收入高增长，经济、社会都显现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可见，在商品具有显著价格优势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收入的调整来消化通货膨胀，这一点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比拟。因此，我们并不怕通胀，我国通胀率在8%以下基本上是良性的，一定的通胀率还可以实现房地产价格合理化，避免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带来的金融冲击。

相反地，如果通过汇率调整来压缩我国商品的价格优势，我们不仅会带来外汇储备的贬值，还会带来国际资本在中国的获利，只会缩短其撤离时间。所以，人民币快速升值有利于国际资本，而不利于我国。而维持通胀则有利于我国，不利于国际资本。

所以，我国当前应该维持一定的通胀，而不要妄动汇率，人民币汇率仍然以盯住一篮子货币为佳。即保持一美元加一欧元等于十八人民币，这样人民币汇率变动总是处于美元与欧元汇率之间，即使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国际资本冲击人民币汇率的动机并不存在。当然，人民币维持资本项目的管制是应对我国企业脆弱的根本举措，只有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才可以开放资本项目。

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

沈思玮，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

美国经济观察

经济通常是政府选择的结果，所以经济是表象，而政府的选择，亦即政治才是本质。从政治来看经济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公共利益以对抗特权利益；但政府经常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长期以往必然是政府的更迭。以是观之，美国经济并不难理解。

信息化与全球化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与日、欧的剧烈竞争中逐步处于劣势，主要有两大原因：一、美国高成本的生活方式（生活在汽车上的国家）；二、美国自由散漫的文化（自由散漫的文化有利于创新，却不利于精益求精）。美国虽然通过广场协议让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来缓解这种局面，但美元贬值对于国民福利以及国家实力显然是有害的。

于是美国开始向信息化转型，以互联网、计算机、通讯等军用技术的民用化为契机，美国新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成效，可以理解为美国冷战期间技术积累的一次巨大释放，而冷战技术可以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共同支撑的结果。

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颇有些狭技术的优势，一举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金融上统治全球的野心。表现在，一、北约成为全球无可抗衡的军事组织；二、直接对他国进行民主化改造；三、直接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四、通过金融危机赤裸裸掠夺别国。

美国这种毫不隐瞒的霸道行为，把自己置于世界公敌的位置，导致众叛亲离。欧洲另起炉灶，中东盟国阳奉阴违，拉美后院起火，美国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即使在美国国内对这些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

原材料与战争

美国是最具战略思维的国家，这是肉食性动物与草食性动物的根本区别。美国兰德研究所2001年就出台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全球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资源的冲突，可见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根本就是一个烟幕弹。

作为全球原材料耗费最大的国家，美国最担心原材料价格上涨，控制国际原材料是其寻求安全感的必然举措。通过拉美金融危机控制原材料，通过战争控制原材料，各路人马各显其能。所谓的“反恐战争”只怕是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相信，因为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切尼副总统。特别是，竟然对于萨达姆这样一个昔日小跟班，痛下杀手，不仅让中东盟国寒心，连欧洲也很寒心。

于是，在战争而导致的高油价面前，欧佩克坚决不肯提高产量，面对到处的不合作，美国又能如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大大地削弱了美国，却成就了其对手，从伊朗到俄罗斯。

最为荒谬的是，美国金融机构竟然参与国际原材料的炒作，从中牟利，但美国整个国家却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也就是说资本没有道德。

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

美国是一个适合于在动荡环境中生存的国家，而不适合在相对平稳环境中生存。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优势是战略性、创造性、主动性、扩张性，而非内敛性、细致性与绵密性。美国的优势在战略方面，而德、日的优势在战术方面。

由于互联网扩散，技术外溢无法避免，2000年以后，冷战时期积累的技术优势很快消耗殆尽，美国经济发展后劲已经难以为继了。美国对于高成本生活方式的忧患意识促使其通过军事扩张的手段来保证原材料的价格与供应。另一方面，通过低利率来启动房地产市场以拉动经济增长。

殊不知，美国本来消费就已经超过了其产出，再拉动内需，则消费会进一步扩大，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加剧。美元的低利率、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战争之不得人心、军费开支的扩大，导致国际资本大规模撤出。美元急剧贬值，并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反过来推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次级贷与美元汇率

为了稳定美元，美联储自2003年开始缓慢的加息过程，到2007年短期利率又回到了5.25%的正常水平。但由于美元并未能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美元仍然持续贬值，不仅引爆了次级贷，还让加息变得毫无意义。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猛加大原材料的需求；二、伯南克书生气重，未能和华尔街达成默契；三、美联储死抱利率跟着通胀走的教条。

总的来说，美国需要综合治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降低军费；二、降低消费；三、拉平收入差距；四、开拓新的增长方式；五、压低原材料价格；六、提高企业盈利。最根本的是制造美元走强的契机。

实际上美元走强的契机正在出现，主要是美国信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非常突出，以及在美国上市的跨国公司利润来自于全球，对于一揽子货币每年维持10%的增长，由于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增长达到近20%。目前的市盈率普遍在15倍以下，是全球最低估的资本市场，如果再进一步限制高管的收入，其盈利会增长得更快。

此外，在次级贷危机中，美国金融机构普遍采取撇帐的方式把过去历年的坏账一次撇清，美联储通过MBS互换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基本意味着将金融机构的坏账全额收购。美国金融机构的国际扩展使得其未来盈利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综上所述，笔者仍然坚持1月份的判断，美元在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会迎来反弹，但美国经济要走出低谷，美元长期走强，仍然需要3年以上时间。

中国经济观察

中国经济的本质问题是政府掌握资源过多，并被利益集团大量攫取与滥用，致使企业与民众陷入困境，长期以往必然带来经济停滞与社会动乱。

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经济能够达到目前的水平，主要得益于：一、50年代中国已经建成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二、1978年的改革开放仅仅比“亚洲四小龙”晚十年，使得中国目前能稳稳地排在发展中国家的头名位置，这一点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差异是成本差异，这也构成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不考虑资源的外部可获得性，一个国家把资源用完了，基本上也就发展完了。以此比较，发达国家是资源发展完了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资源还没有发展完的国家。

很显然这样的假设太过简略，在于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别国获取资源，可以通过技术深挖资源或者是寻求其他替代资源。

概括而论，一国的发展潜力在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拥有量以及转化为价值的能力，可再生资源的生成能力以及其创造价值的能力。以此论之，日本不可再生资源最少，但其转化为价值的能力很强，所以日本很发达，五十年代美国要求日本进行低附加值出口，日本坚持高附加值出口，最后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竞争对手。美国人均资源拥有量是中国的二十倍，美国却大量进口，很少开采。但美国因为资源消耗太大，资源转化价值的能力不如日本强，所以美国陷入目前困境。

那么技术呢？技术从大的角度看，是分层的甚至可以理解是不变的，一层技术可以保持数十年、数百年，如蒸汽机。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由来，这些属于公共知识，不难获得。从微观的角度看，是实用技术，是变化迅速的，可以通过资本的有效投入来获得，这是竞争力的要素。

二、资源消耗与价值创造

与1978年相比，我国已经实现了大部分最终制成品的出口。打个比方，七十年代我们出口煤炭，对于经济的拉动倍数是1，现在出口电力倍数是2，出口钢铁倍数时4，出口船舶倍数是8。向后看看，俄罗斯出口原油给我们，倍数仍然是1，我们很幸运，进步很大。向前看看，日本出口给我们的发动机什么的，对经济的拉动很可能是30倍。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和五十年代不同，美国没有要求我们保持低附加值的出口，而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就是高附加值出口。这是美国人的短视以及阴谋，短视者是培养一个和美国直接竞争的对手，阴谋者是瞄准中国的金融体系。

但我们一些经济学家不明白这一点，说低附加值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以及人民币快速升值就很可怀疑了。

很显然，如果我们将我们经济发展的倍数提高，我们经济增长的空间就会非常大，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方，俄罗斯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将逐步将资源的倍数提高到8倍，我们就只能靠消耗自己的原材料过日子了，经济将陷入停滞。

当前，中国的利益集团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与原材料领域，一方面，通过炒高房地产价格迅速减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成本空间，通过原材料的大量开发迅速消耗未来的经济增长空间。另一方面，这种对于财富的掠夺造成了产业基础的薄弱，以及民众的慌乱，从而被迫加入进来，最后造成被洗劫的结果。就像郎咸平教授所说的，中小企业被迫关门而不得不加入房地产的炒作。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指出中国可能陷入滞胀局面，很有道理。主要是因为经济向上的空间没有打开（经济对于资源的倍数没有扩大），而成本却在迅速上升，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中央从2003年开始限制房地产，但2003年以来许多地方房地产价格涨了数倍，造成非常尴尬的局面，相信政府的民众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相信利益集团的人，甚至获得不小的利益，政府威信损失非常巨大，甚至经常处于与民众对立的地位。中国有可能爆发类似于泰国的政治危机。

三、资本外逃与潜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开始，但九十年代后期，处于普遍的价格紧缩状态，一方面有产业上过度竞争的弊端，另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被大多数国民所分享。

事实上，在整个九十年代，我国每年外逃的资金规模在300亿-600亿之间，资金外逃一直持续到2002年。2003年美国转向压人民币升值，过去外流的资金迅速回流，回流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经常项目夹带，到目前大致上是5000亿美元的规模。由于这些资金本来就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资金，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态驾轻就熟。而海外资金由于存在着政策风险、国家风险并不敢进入中国。

因此，所谓的游资流入根本就是过去外逃资本的回流，而美国政府只是制造条件让他们回流，并制造恰当机会流回美国而已。利用中国人打败中国，是美国唯一搞垮中国的机会，但资本没有道德，必然成为这种工具。

从国内消费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是非常有限的，每年不足500亿美元，账面上的顺差基本是游资。这些资金一旦撤出中国就会出现逆差，中国的经济危机就不远了。

笔者碰到一些美籍华人，他们说主要看房地产价格与经常项目顺差，一旦逆转就会撤出，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人民币快速升值就是为这些资金出逃提供机会。

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实名制把这些资金留在国内。

四、中国经济的短期因素

当前经济面临三大问题：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二、资产价格问题；三、通货膨胀问题。其中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是根本性的，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企业要发展首先要给其留下生存空间，随着人民币升值，温州20%的中小企业只能关门，而转移到内地，这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产业向中国转移一样，说明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超越产业转移这个魔方。要给企业留下生存空间，应该降低其负担，对于可能将经济资源倍数扩大的公司应该给予财政支持。

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的规模，过于庞大，大量挤占了企业的生存空间。更糟糕的是，这些收入多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用于产业方面的投入。就好比主要用于消费，而不用于生产，这是内耗式的投资，并不创造价值。可以说卢麒元是中国第一财政专家，应该多听听他的意见。

资产价格问题。从房产价格来看，中国许多地方房地产价格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水平，但发达国家经济资源倍数远远高于我国，因此可以支撑其价格，在我们没有提高到这个倍数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高企，是自寻死路。

从股票市场看，资源性、国家垄断性企业利润较高，而竞争性、全球贸易型的产业利润太低。原因是中国产业升级存在困难，经济利润过多地依赖于外部性。与印度相比，从1998年到2008年，sensex指数从2600点上涨到15000点，而没有泡沫，但中国从1000点上涨到4000点泡沫就巨大。说明中国股市不是泡沫问题，而是产业过度竞争，企业盈利能力不足问题。所以，中国股市的投资者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买单者、受害者，而不是所谓的赌徒，政府不应该回避这方面的责任。

通胀问题。2月cpi上升8.7%大大出乎各方面的预料之外，主要是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累积性影响，当企业的利润消耗殆尽，其缓冲价格上涨的能力就会消失，导致价格的急剧上升。今年将cpi控制在4.8%是不可能的，为此而货币紧缩、人民币升值只能说明根本不懂经济，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

五、建议

1． 利用巨大的财政资源，对通胀受损的企业与民众进行补贴。

2． 通过实名制将游资留在国内。

3． 利用巨大的财政资源，促进产业升级。

4． 坚决把房地产价格压下来。

5． 维持股市稳定，目标维持在4000点。

沈思玮，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

2月20日，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正式推出绿色保险，这是继绿色信贷之后出台的第二项环境经济政策。而在去年11月出台的“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中则规定，从今年起中国地方省级官员将开始向中央上交节能答卷，如果成绩单未能及格将被问责，面临“一票否决”。很显然，这些政策中蕴含着严密的逻辑。

污染不是比较优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将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承受着巨大的环境污染代价。

根据2006年国家环保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04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给出的数据，2004年我国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占GDP的3.05%，而如果要消除这些污染理论上应该进行的环保投资则占GDP的6.5%。多么瞩目惊心。

在许多地方与场合，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被无限放大，而污染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则很少被提及，国人报喜不报忧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如某著名经济学家的著名论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国际比较优势的反映，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30年”云云，而绝口不谈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的代价、后果，及其可持续性。

虽然，“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笔者并不赞同，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笔者也认为，如果在90年代早期就像现在这样重视环境的保护，我国经济未必能发展得这么快。当然，我们也未必需要高污染下的经济高增长。这就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选择。从相关举措来看，从每年GDP增长率8%的目标来看，中央政府选择也是明确的，就是不需要高污染下的经济高增长。

无论如何，我国的确到了下大力气治理环境污染的时候了。首先，环境污染的代价太大，甚至得不偿失；其次，由于环境污染的成本被忽略，中国经济的优势被夸大，面临更严苛的世界市场准入条件；最后，环境污染对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制约无法估计。

因此，目前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出台可谓正当其时。我们必须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污染不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污染不是硬道理？

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用人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在“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指导下，对于高污染项目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在于我国长期以来保护环境方面的法律不健全，对于环境污染缺乏制约手段。也就是污染的成本由社会承担，而污染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由企业获得。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农药、化工等产品涨价给企业所带来的暴利，原因是发达国家出于环境保护方面原因而退出其生产。

长期以来，我国主流经济学界奉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科斯为圭臬，而在科斯的著名理论科斯定理中是如下的表述：“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资源配置与产权无关”。科斯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明科斯定理：“一家污染企业，如果法律规定其不须对污染负责，则污染的受害者将会支付一个成本给该企业以降低污染，从而社会仍然可以实现对于污染的防治；相反地，如果法律规定其必须对污染负责，则该企业将自己支付一个成本以降低污染”。显然，科斯定理用所谓的“产权明晰”掩盖了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受到一些官员以及主流经济学家们追捧就不足为怪了。

当前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环保的法规、政策目的就在于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过去那种通过破坏环境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模式再也行不通了，也就是说污染不再是硬道理。

治理污染的根本手段是产业升级

目前，国家出台的防治污染的法规与措施越来越多，但人们总是担心这些法规在多大程度上能落到实处。我们注意到，原计划于2007年发布的《2005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至今未能公布，个中缘由颇耐人寻味。

再者，污染及其损失计量与监督非常困难，国人向来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习。一些企业甚至有两套运营系统，检查时一个样，不检查时又是一个样。还有，目前国内大多数行业处于产能过剩，面临普遍的过度竞争，企业为了生存不惜铤而走险。如果铤而走险不被处罚，将置其他企业于不利竞争地位。在此种博弈环境下，企业之间相互传染，将导致法难责众的局面。最后，作为污染的直接受害者是广大民众，而民众通常又是最弱势群体。如公民不被污染的权利无法保证，则公民反污染意识不能觉醒，而公民反污染意识的觉醒治理污染的根本保证。

本次推出的绿色保险试图让保险公司加入到污染治理中来，无疑有很大的进步。但仅仅对于造成重大损失才能发挥效能，显然是不够的。我们的常识是：污染虽然长期必然带来祸患，但能立即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例毕竟还不多。所以，绿色保险能多大程度上降低污染也是不能过于乐观的。

追根溯源，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污染，治理污染本质上有两个目标：一、人们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污染所带来的损失；二、在相同污染条件下，追求经济价值的最大化。从第一个目标出发，人们有选择不受到污染或者要求补偿的权利。从第二个目标出发，经济活动应该追求经济附加值的最大化。

很显然，前一个目标是人所固有的一项权利，后一个目标是经济的本来含义。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实现我国产业升级是最根本治理污染的手段。这是中央政府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创新型国家”、“节能减排”、“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的出发点。所以，治理污染，功夫在污染之外。

一、美国“次级贷”的性质

2006年末，美国“次级贷”危机已经开始显现，但我国却在2007年大量买入美国MBS等次级证券，的确令人费解，凸现我国国际金融人才的缺乏。目前来看，我国在“次级贷”上会蒙受一些损失，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

美国“次级贷”危机并不复杂，2000年NASDAQ泡沫破灭，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本来是矫正美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高消费这一弊端的一次良机，但格林斯潘迫于华尔街的压力，通过大幅降息来启动房地产市场，并最终演变为房地产泡沫，是用房地产泡沫为股市泡沫解套的策略。在刚刚让国际资本为美国股市泡沫买单以后，再次为美国房地产市场买单，的确显示了格林斯潘的过人之处，主要在于国际上有太多可以称之为格林斯潘粉丝的经济学家。虽然美国“次级贷”问题最终由世界各国来买单，但美国也失去了矫正高消费的机会，战术的成功往往带来战略的失败，事物常常具有两面性。

应该说美国税制是比较完善的，累进制的房地产税足以让炒房者望而却步，所以“次级贷”与炒房基本上扯不上关系。“次级贷”主要是贷给低收入，在通常情况下无法获得贷款的阶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2003年6月将美元利率降低到1%的超低水平，在这么低的利率水平下，一些原来根本买不起房子的人能够承担按揭贷款的利率，于是银行大量放贷，随后是证券化。一旦美元开始加息，必然引发“次级贷”危机。这个过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指出：“华尔街的贪婪毁了美国经济”，也就是违背一般金融常识的金融创新不过是一种骗术。

美国“次级贷”危机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注意到美国有一个所谓的“家园地”的法律，对于按揭贷款而言，如果居民只有唯一住房，即使无法还款，债务人也不能拍卖其住房以履行债务。所以，许多家庭一看还款困难了，干脆不还了，其目的是与政府博弈。结果我们已经看出来了，政府只能承诺其优惠利率（由国际资本买单）。由于美国个人信用制度比较完善，可以认为按揭贷款大部分人还是会还的，但是MBS等证券化产品由于利率限定的关系，价格下跌60%--70%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虽然，最近瑞士银行、美林、花旗都出现巨额的“次级贷”坏账计提，基本上是已经发生的，而不是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恶化的，一次性的损失，并不意味着“次级贷”问题还会愈演愈烈。

二、“次级贷”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

笔者认为未来有关“次级贷”危机仅仅是财务上的显示，而非损失在继续发生。在美国继续降息的条件下，“次级贷”的直接影响已经过去了，但间接的影响不容低估。

主要在于，“次级贷”宣告了美国以过度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无法维持了。特别是在全球面临资源紧缺，资源价格持续高涨的情况下，高消费只能是死路一条。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格局，就是发展我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主要的原因有：一、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我国家的高成本；二、全球化导致的技术扩散是发达国家难以维持高利润；三、发达国家的高消耗与高消费。

这些又是由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后果，美国本来希望通过同时推动“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来实现美国的全球利益。但由于被“反恐战争”所拖累，“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推进并不顺利。

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经济一体化”带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导致原材料价格高涨，而美国作为生活在别墅里、汽车上的国家，对于资源需求具有刚性特征。本质上，美国的生活方式无法适应资源紧缺的时代，衰落是必然的。

所以，在2008年大选年，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必然的，但更为糟糕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这里有个路径依赖性。从世界经济、历史经验来看，一次、二次大战都与贸易保护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而每一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都会导致美元走强。所以，在未来五年内，美国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战争来制造全球经济衰退。

三、“次级贷”对于我国的影响

“次级贷”对于我国直接的影响是投资损失部分，是局部的，对于我国的间接影响是美国经济的衰退，影响也很小，因为我国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单一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增长仍然强劲。

国际金融市场存在显著的“跷跷板效应”，上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新经济”高涨，国际原材料价格长期在低位徘徊。而NASDAQ泡沫破灭以后，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根本原因是世界经济高增长。

未来几年，如果美国维持经济不衰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仍然会继续扩大，美元仍然会贬值，造成美国经济会迅速衰落。怎么办呢？美国当然是制造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全球性金融动荡。

笔者预计在2008年上半年，在巨额贸易逆差、美国经济衰退、美元降息、原材料价格高涨等多重打压之下，美元在2008年6月可能对欧元贬值到1.60的水平。而当美元降息到3%水平以后，美国有可能将“次级贷”利率转为固定利率，以此为“次级贷”解套。随后，在推高农产品价格导致剧烈通胀的背景下，美国开始新一轮加息进程，以制造全球经济衰退的契机。2008年6月以后，美元将会形成一轮时间长达一年的反弹，到2009年6月美元兑欧元将回到1.40的水平。

因此，“次级贷”对于我国的主要影响在金融领域，随着美元的继续贬值将引发游资对于我国的新一轮冲击，很可能会推动国内房地产价格再度上涨。而下半年美元再次加息将会引发资本回流美国，我国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危险性。

所以，2008年6月前，人民币对于美元不应大幅升值，在美元贬值的同时，国内应该出台实质性的抑制房地产泡沫的举措，以抵御由于美元暴涨暴跌带来的我国金融市场大幅动荡。

预计，经过2008年6月到2009年6月美元的反弹，美元仍然会继续下跌1-2年，这是我国奠定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时不我待，我们只争朝夕。

 沈思玮博士、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

2001年以来，美元已经持续贬值了6年时间，美元对主要国际货币欧元也从0.84贬值到1.48，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来看，美元这轮贬值都属于货币危机的范畴。2008年美元将会如何？以后又将如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一、             经常项目因素

一般而言，汇率是在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政治与政策因素影响之下，资本流动的结果。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自2006年第三季度创出2173亿美元历史高点以来，已出现收窄的迹象，2007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逆差3880亿美元也显著低于2006年上半年的4062亿美元，说明美经常项目实现了美元低币值与高原材料价格下的短暂平衡。如果原材料价格不再大幅度上涨，在当前汇率下，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大幅上升的可能性很小。

长期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受四大因素影响：一、世界经济一体化下的产业转移；二、国际原材料价格；三、美国财政赤字；四、美国消费支出。美国产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始于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受2000年NASDAQ泡沫破灭影响，2001年出现了加速趋势。很显然，受制于成本制约，美国对于海外的产业转移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不会逆转。2005年，受“本土投资法案”的影响，美国海外资本曾出现短暂的回流，但不改变美国产业长期向海外转移的趋势。作为产业转移的表征，2000年以来美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了19.2%。

本轮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始于2001年6月的美元降息，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从而对美经常项目形成较大压力则是从2003年6月开始，到2007年5月铜等有色金属价格已经见顶回落，短期内创出新高的可能性很小。对于石油而言，受美国对伊朗强硬政策影响，2007年11月底创出99美元的天价，随着“中东和会”的召开，油价快速回落，在未来一年内很难创出新高。因此，国际原材料价格对美经常项目的压力短期有望减轻。长期来看，美国作为全球原材料消耗第一大国，全球资源紧缺下的价格长期上涨，对美国经常项目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上世纪90年代，美国财政出现盈余，NASDAQ泡沫破灭以后的积极性财政政策与积极性货币政策虽然迅速挽救了美国的经济衰退，却带来了经常项目逆差的迅速攀升。随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财政赤字创出6703亿美元新高，随后美国开始紧缩性货币政策，财政赤字也相应回落。目前，美国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呼声很高，美国财政赤字将会逐步回落。

美国从来就是一个高消费的国家，NASDAQ泡沫破灭带来了消费的快速萎缩，造成2001年经济衰退，2001年6月至2003年6月的降息，造就了房地产价格泡沫，带来了新的消费扩张，是用房地产泡沫来弥合股市泡沫破灭的经济裂痕。2007年3月以来美国“次级贷危机”爆发，房价开始回落，美国消费也在稳步回落之中。

长期来看，美国经常项目受制于全球资源紧缺以及美国资源高消费，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产业转移，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将长期处于高位。短期来看，经过2001年以来的大幅度上涨，国际原材料价格难以再创新高；美国财政赤字与国内消费会逐步下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将会小幅度回落。

二、             资本项目因素

上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号召下，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资本市场，不仅弥补了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还带来了美元的稳步升值，可谓美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从股票市场来看，1990-2000年S&P500指数复合增长率为480.8%；从债券市场来看，90年代后期美一年期国债利率基本维持在5%以上的水平，说明由于国际资本的主动性流入使美元利率维持在相对高位，美元货币供给则相对偏紧。

2001年以来出现截然相反的趋势，股市泡沫破灭以后国际资本大量撤出，美联储持续降息放出美元，美元迅速贬值，2003年6月美元一年期利率降到1%这样危险的程度。为了缓解美元的迅速贬值，美联储转而求助升息，到2006年底，美元一年期利率升高到5.25%。但在美元维持低利率期间，国际资本迅速推高原材料价格，对美国经常项目的压力逐渐加大，导致美元进一步贬值，反过来推高了原材料价格。2001年以来有色金属、石油等原材料价格最高上涨了300%-600%。美联储通过升息来维持美元的努力完全落空，反而引爆了“次级贷危机”。

世界经济一体化下的产业转移一方面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跨国公司利润增长，2006年S&P500样本公司的总盈利接近8000亿美元，S&P500在创出新高的同时，市盈率迅速下降。至2007年11月底，S&P500指数的市盈率回到17倍以下，比其25年平均20.53有20%的低估，考虑到2001年以来年均22.2%的利润增长，S&P500指数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最低估的指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S&P500指数受美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受世界经济增长拉动的效应越来越大，在2003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性繁荣的背景下，S&P500指数显示了盈利强劲增长的趋势。特别地，跨国公司由于业务的全球性质，利润应以国际一蓝子货币来计价，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盈利以美元计价会扩大。总之，S&P500指数对于美元贬值具有免疫与增长特性。

这就为许多外汇储备庞大的国家提供了保值、升值的工具，一旦这个原理被国际资本所认识，S&P500指数将长期上涨，美元将迎来反弹时机。特别地，为了缓解美国“次级贷”的影响，2007年美联储已经两度将息，虽然可能提高美国的通胀水平，但对于S&P500指数显然是利好。2008年美联储的中心任务是在控制通胀与消除“次级贷”影响之间作出平衡。

因此，从美国资本项目来看，2008年美元已经具备反弹的条件。考虑到短期原材料价格、美元汇率短期内仍有反复，笔者认为美元反弹出现在2008年中期的可能性较大。

三、             政治与政策因素

美国政策取向一直由三部分组成：一、维持全球霸权；二、维持资本市场以及美元；三、安抚民众。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巅峰状态，在“911事件”的刺激下，美国迫不及待地把力量加诸四方，在广阔的战线上四面出击，使得维持霸权最终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控制原材料、控制盟友，到抑制潜在的对手，从对别国直接开打，到进行民主改造，制造了一大堆事端，却一无所获，就此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按照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对于经济时代的划分，当前我们处在工业化时代的后期阶段，信息化时代的早期阶段。后工业时代各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源紧缺的约束，国际原材料价格将长期上涨，由此带来各国的兴衰循环。在此背景下，美国将目标瞄准一个个资源性国家，从伊拉克到伊朗。

一方面，美国需要借助于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证对于中东石油的控制，另一方面，美国又需要中东的石油美元支撑其经济以支持这种军事扩张。很显然，这就需要石油美元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连美国智库也认为这样荒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在美国拒绝与伊朗改善关系，并加大对伊朗施压的背景下，原油价格稳步攀升。油价越高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就越小，通过一场战争而使国家衰落，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正是在这样不断的试错中美国霸权逐步衰落。

2001年以来，美国为了维持资本市场已经完成了从降息、到升息、再到降息的循环。从效果上看，美国股市泡沫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楼市泡沫刚刚处在破裂之中。很显然，为了让楼市泡沫软着陆，在未来1年里美元还会连续降息，从美国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3%来看，市场预期美元随后一年的降息空间为120个基点。如果未来美元汇率受利率影响过大，美元短期还会贬值，如果因此推高原材料价格，进而恶化国际收支，美元将进入再贬值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如果美元再出现大幅度贬值，美国通胀将可能出现失控，必然带来民众的不满，2008大选年，美联储可谓如履薄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27日美国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虽然这个会议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国际油价应声从99美元回落到88美元，看来围绕油价涨跌博弈的双方心知肚明，先给美国一个面子，看看美国的诚意。结合此前在欧佩克会议上委内瑞拉与伊朗提出石油以欧元计价，以及阿联酋央行总裁阿尔苏瓦迪表示中东四个产油国可能会采取盯住一篮子货币的一致行动，不难看出这次中东和会颇有些“石油换和平”的意味。因此，即使强横的美国，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

从世界各国对于美元贬值的态度来看，欧元由于对美元升幅巨大，2007年欧元区将出现逆差，欧元区要求美元不要再贬的呼声高涨，奈何汇率是资本流动的结果，除非相关国家联合干预，很难扭转。日元虽然明显低估，但由于需要日本为美经常项目融资，美国并没有对其施压，而日本为了获得产业上的利益，也乐意继续提供这样的帮助。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本币升值，这将会提高美国的通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空间也会再次打开，这将是美国的噩梦。

从公开的数据看，2007年8月包括日本、中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央行都小幅减持了美元，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大幅度减持的可能性很小。再者，各国央行即使减持美元储备也没有好的去向，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成为各国央行绕不过去的坎，随着外汇储备的上升，各国央行美元储备只会增加。

从美元贬值的承受能力来分析，欧元不能承受美元大幅度贬值的重压，美元不能承受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导致的通胀压力，日元应该对美元升值以缩减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因此，2008年相关国家可能会召开一个国际货币会议来共同讨论美元贬值、国际原材料价格飙升问题，美元汇率稳定的契机已经到来，首要条件是美国放弃单边主义，在国际事务中与世界其他国家广泛合作。

因此，笔者预计，2008年初在快速降息的影响之下，美元仍然会逐步走低，对欧元汇率会贬值到1.60附近。至6月，美联储降息将会告一段落，随后美元将迎来一轮跨度为一年的强劲反弹，美元汇率将会反弹到1.40附近，以等待美国下一任政府相关政策的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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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政策

沈思玮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

建国以来，可以用“天佑中华”来概括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幸运地抓住了几个重要的战略机遇。一、50年代，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借助于前苏联的帮助，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我国建成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二、70年代，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我国重返联合国，并与美国改善了关系，从而为1979年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三、90年代，在“苏东剧变”、“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四、2001年以来，随着美国霸权衰落，赢得了大量资本流入，中国经济出现了崛起的态势。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结构性矛盾，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爆发，一旦经济放缓，这些问题的爆发可能会带来危机。因此，中国的问题应该在发展中解决，可以说是国家几代领导人的共识。

中国能不能像过去一样总是幸运，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上帝的垂怜，而是来自于我们现实的抉择。笔者的观点一直是：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社会是一个建构过程，只要我们勇于面对问题，终究是能够解决的，从而迎来中国真正的崛起。

一、稳定汇率，明确人民币汇率预期

2004年国内经济金融学界皆曰：人民币不能升值，否则会冲击外贸。笔者在“美元危机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指出，人民币从产品市场看可以升值，但从资产市场看不可升值，建议盯住一篮子货币，为人民币汇率走势所验证（1美元加1欧元兑18人民币）。当前，美欧一方面压迫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压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而一些经济学家也不明所以地与之唱和。那么到底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人民币到底有没有低估？本质上，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汇率是财富存量与流量均衡下的货币兑换关系。财富存量包括资产的总量与资产的质量，财富的流量包括收支的差额与资产收益。从收支流量来看，因为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我国保持了一定规模的经常项目顺差。从财富增量来看，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国有垄断型、资源型企业的盈利高企，绝大多数的其他类型民族企业难说盈利，说明中国公司创造财富方面存在巨大困难，资源大量开采以及垄断性企业的高盈利消耗了国民的积累，而基于资产泡沫的财富增长是虚拟的增长，如果不能刺激真实财富的增长，不仅不创造价值，还会带来价值毁灭。从财富总量来看，当前国内财富总量高涨，主要是因为资产泡沫而不是资产收益率的上升。因此，从存量与流量两个层面综合来看，人民币不存在显著的低估。特别是，如果将人民币快速升值与资本项目自由化相叠加，中国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其次，美国为什么要压人民币升值？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的美国，也面临财富存量与流量之间的矛盾。正如笔者以前文章中所指出，美国公司的高利润与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两个面。表现在，从流量来看，美国资本收益的增加无法有效覆盖收支的赤字，出现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从存量来看，美国资产质量很高，S&P500指数的市盈率只有16倍，2001年以来，保持年均22%的业绩增长，房产价格扣除货币贬值因素上涨幅度不足30%。尽管如此，美国爆发了“次级贷”危机，足以说明美国经济存在非常完善的纠偏机制。美国当前的流量上的不平衡由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消费太旺盛，二、战争开支大，三、原材料价格暴涨。特别是，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中以后，石油美元与美国的共生关系发生改变，美国经常项目失衡因素被放大，美元暴跌。

央格鲁—萨克逊文化具有超一流的战略能力，美国的战略选择不会是大规模抑制消费与削减军费，因为这样会导致美国衰落。那么美国怎么办呢？正象在历史上其他国家金融危机所做的，美国会在中国资产质量不佳的时候制造中国金融危机，从而达到低成本控制中国产业的目的。如果成功，美国将可以实现资产收益与收支赤字的平衡。2003年以来，美国的目标显然是希望通过控制石油来达到这种平衡，但事与愿违，反而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经济力量衰落。

最后，人民币汇率怎样的选择有利于中国呢？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愿意还是不愿意，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都已经在进行之中。中国的优势在产品市场，美国的优势在资本市场。美国不能承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导致美国经济流量方面的恶化，不能承受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货币的普遍贬值，试图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而各个击破，那么中国唯一正确策略是推动发展中国家货币对于美元汇率的合作，好比是“合纵”与“连横”，中国应提高产品的价格，以此带动资产质量的改善。

基于提高资产质量的考虑，中国应该维持一定的通胀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对于一篮子货币相对稳定，因为这样有助于维持资产的价格，提高资产的质量。人民币快速升值、加息，以及货币紧缩，无异于南辕北辙，笔者相信紧缩性货币政策只是短期手段，明年中期以后会再次转向中性货币政策。

二、改善资产质量，提高企业竞争力

最近，一位有影响力的金融专家说广州总资产50万亿人民币，笔者感到非常荒谬。如此推算中国总资产将超过500万亿人民币，高于美国的50万亿美元，也高于世界资产总量100万亿美元的60%，充分说明了我国目前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程度。

资产的高价格与低收益是当前我国资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无论是从房产价格与租金的高比率，还是股市的高市盈率。总体而言，资产价格的泡沫在200%以上。虽然笔者反对资产泡沫，但也不赞成让资产泡沫崩溃。

中国资产价格的泡沫主要不是由于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而是资产收益率的显著恶化，我国股市长期陷入这样一个困境，股价一上涨就出现泡沫，股市不上涨股民就亏损惨重。那么我国资产收益为什么这么低呢？在过去二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为了提高国民收入而工业化，为增加工业化人口比率，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导致投资过度，行业普遍处于过度竞争，导致具有垄断性与资源特征的上游企业盈利高涨，中下游企业盈利困难重重。从宏观上看经济高速增长，从微观上看企业盈利不佳资产恶化，资产恶化造成银行业坏账巨大。为了消化银行业坏账，推动资产泡沫，短期来看策略是有效的，长期来看何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资产泡沫乃镜月水花，最终必然是居民财富的大量消耗，在股市流通市值越来越大的今天，一旦破灭将带来消费停滞，经济停滞。

改善资产质量的治本方法是提高竞争性工业企业利润。在过去面临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不具备实行的条件。目前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大学生就业困难。在这一背景下，提高竞争性企业的利润已经成为可能，也就是通过改善过度竞争来提高公司盈利以改善企业资产质量，通过提高自主创新水平来大量吸纳大学生就业，并摆脱对于跨国公司的依赖。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必然会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可做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注解。当前后工业化时代的普遍特征是生产的力量显著弱于流通的力量，这样就存在两种类型利润掠夺与剥削。跨国公司对于一般企业的剥削，以及商业领域对于工业领域的剥削，表现在跨国公司可借助于其强大的力量压低价格进行跨国采购。典型案例如：沃尔玛的全球血汗工厂、国美的渠道剥削。国美也罢，永乐也罢，背后无不是有着国际资本的影子。相反地，大部分中国制造或者加工企业由于规模、技术、品牌等的不足而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生存的危机。

目前，以制造或者加工定位的中国应该千方百计打破这种困境。我们注意到许多有天赋的企业家要么选择与跨国资本合流，要么是卖掉企业到外国的海滩上晒太阳，不能不说是国家的悲哀。

笔者以为打破这种格局并非不可能。首先，加强同类企业的价格联盟，通过行业协会制定指导价格以提高议价能力，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抑制低价格出口等。其次，借助于资本市场，促进产业的整合。再次，提高自主创新水平，改变世界加工的角色定位。最后，向产业链上下游渗透，建成一体化公司。

在本轮美元危机而导致的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时候，中国本来应该借助于大量的金融资源解决这些企业面临的问题，奠定企业发展能力，以获得经济长期发展的增量。实际结果呢？过剩的流动性主要被用来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存量问题，意义不大，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银行业坏账。不从产业上解决问题，金融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可以说这也是这轮牛市的最大失败。当金融不能创造价值，那么只能是财富的掠夺。

三、坚持结构性宏观政策

最高当局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战略无疑具有超一流的智慧，是通向国家崛起的正确道路。但落实到政策方面往往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反映了我国当前战略执行方面的巨大困境，也反映了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尸位素餐”，把制造学术泡沫当成盈利模式，把制造“芙蓉姐姐”式的噱头装扮成对于国家与人民的责任。虽然，民间智慧超卓人士比比皆是，但对于决策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当前金融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建设促进产业发展的金融市场与金融结构，逐步实现金融市场的有效连通。在这个进程没有基本完成的前提下，邯郸学步式的货币调控好比缘木求鱼，结果只能是热的更热，冷的更冷，调控结果与调控初衷背道而驰。从央行这轮加息的效果来看，在泡沫化的过程中，加息根本不可能抑制房地产、基础设施的投资过热，而中下游的却出现90%的中小企业信贷不足，面临生存危机，更遑论产业升级！另一方面，由美元贬值导致的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迟早必然推动CPI上涨，也不是人民币加息所能抑制的，说明在中国当前经济结构下，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基本无效。那么，央行加息的依据是什么？

当前，我国资产总量的增长过快与资产质量下降必然导致经济脆弱，一旦经济陷入低增长，资产质量问题将会引发金融危机，这大致上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在此，笔者特别指出当前我国资产质量的改善根本是个幻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暴利，房价的大幅度上涨等具有不可持续性，看盈利总量与平均都是错误的，应该看资产收益率最低的30%企业的盈利情况，这才是构成金融危机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木桶原理”。

所以，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金融政策应该是结构性的，主角是财政政策。首先，应该压缩基础建设类投资的规模与速度，加大产业升级、产业整合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其次，为了应对世界经济的可能衰退，加大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国内消费的增长来替代对于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这轮牛市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国有企业存量资产的盘活，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能。最后，以工资的增长来补贴通货膨胀，建立人们收入增长预期，以拉动国内消费。

当前，政府对于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的逐步出台无疑是及时的，但必须与金融政策相配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创业板应尽快推出。同时为了配合金融市场的建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应保持适当宽松。货币政策的最大未决问题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笔者以为，目前人民汇率继续保持对于美元升值的预期比较重要，而实际上人民币并没有大幅度升值的空间。这样能够有效利用游资，而不为其所乘。

以“节能减排”来推动资源节约与环境改善是国家长期战略的需要，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以及相关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是一项综合效率很高的战略工程，是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未来将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从中期来看，还应该考虑到中下游企业的产业提升与升级，这部分是我国经济未来增量部分，增量问题的解决比存量问题的解决重要得多，好比是“造血机制”与“输血机制”。这一部分的改善，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推进，需要政府对于资本市场有更明确的战略，在过度竞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资本市场不可能具有投资功能。笔者以为，当前的资本市场应定位于产业整合比较适当。通过淘汰过剩产能、上市、企业购并、战略联盟，以及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转移支付的手段推进企业资产质量改善以及竞争力提升。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应该作出盈利保证，使资本市场中双方的利益得到兼顾。

笔者以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市场化的调控与市场化基础薄弱之间的矛盾，必须通过非市场的，面向市场建设的，结构性手段才能改善经济结构。如果我们在政策选择上不注意各国不同的产业基础，而直接拷贝国外的经验，则经济危矣，这方面国际上有太多的教训。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结构性改革是最难的改革，但我们别无选择。

后记：美元危机造成的国际资本流入很快会出现逆转，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到时不能实现资产质量的改善以及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将面临空前的困难。

每逢岁末，对金融市场进行总结与展望是免不了的，总结还好说，展望就难了。本质上，任何对于未来的预测都是占星术，有瞎子测字的，有阴阳八卦的，也有统计的占星术。我的占星术有点不一样，是力图通过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来预测。所以，不能常常为之，否则就不灵了。

汇市：美元危机进入相持阶段

自2001年6月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从0.84一路贬值到1.49,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来看，都已经属于货币危机的范畴了。美元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根本的不同在于美元是国际货币，任何从美国流出的美元最终必然回到美国。为什么呢？如果把经济一体化下的全球看成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全球国家的央行就是美国，货币当然就是美元。所以美元只会贬值不会崩溃，在于存在一个循环机制。有点阴吧！

美元为什么会下跌这么多呢？有三个原因：一、2000年美国NASDAQ泡沫破灭以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短期难以完成，造成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低利率政策强制让其复苏，带来消费膨胀，造成经常项目逆差急剧扩张。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导致财政赤字扩大。三、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产业转移，美国可贸易产业萎缩，虽然通过非贸易的服务业扩张带来就业在稳步扩大，但对国际收支具有负面影响。这些问题短期很难解决，引发人们对于美元信心的崩溃。所以，美元贬值是长期进程。

当然美国经济并非一无是处。美国经常项目高额赤字与跨国公司利润的快速增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这枚硬币的两个面。2001年以来，标准普尔500样本公司的总盈利年均增长22%，到2007年11月末，S&P500指数接近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市盈率下降到17倍以下，低于25年平均的20%，是全球最低估的股价指数。举个例子：2007年11月末，中国铝业在美国的市盈率是5倍，A股的市盈率高达40倍。

2007年美元下跌到1.50主要原因是受“次级贷”冲击，原材料价格泡沫，以及人们对于美元的恐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房产税制度下，美国房地产的投机氛围从来都不浓，2001年以来美国房地产上涨幅度大约是1倍，考虑到美元贬值因素，上涨的幅度并不大。随着美联储的三次降息，房地产按揭贷款利率的冻结，“次级贷”危机已达到控制。考虑2008年上半年美元利率将会降低到3.5%后告一段落，美元贬值将会迎来一段缓冲期。

笔者预计：2008年上半年，随着美元的降息，在情绪性的影响下美元可能会下跌到1.60。随后，将触发一轮时间跨度为一年的美元回流，反弹到2009年6月的1.40水平，由于S&P500指数的业绩受益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美元贬值将平稳上涨，所以，S&P500指数将是2008年表现最好的指数。

股市：迎来买单行情

金融市场是最直接的利益角斗场，我国股市之所以吸引人不是因为上市公司更有投资价值，而是因为这个角斗场更原始，股民更容易被骗，国人赌性太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投资过度的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长期维持在GDP50%的比例，造成产业的普遍过度竞争。微观上，公司盈利困难，宏观上，满足了就业的需要。因此，很少有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股市主要功能是融资，而不是投资。

到2007年11月末，我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大约是GDP的130%与美国相当。但上市公司创造的GDP大致上只有20%，保守的估计，我国股价与发达国家相比高估了近300%。

那为什么我国股市还在上涨呢？从社会进程看，我国处于一个金融转型期，从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的转型，也就是美国60年代“脱媒”的过程。政府对于股市的泡沫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在股市泡沫期间，政府实现了国有企业的高价上市。政府的态度是泡沫太大需要调控，泡沫破灭需要护盘。2005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资金大量流入，造成货币宽松，股权分置的补偿效应，资金开始流入股市，赚钱效应下，各种资金纷至沓来。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一些企业处于业绩周期高点，股价上涨达到20倍，泡沫巨大。

应该注意到，股权分置改革可以看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补偿流通股，第二阶段非流通转为流通，是金融市场买单的阶段。目前大型企业上市基本接近尾声，90%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而中小企业肩负着我国产业升级的责任与希望。

因此，2008年将是我国股市结构转变的一年。一方面，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政府谨慎态度，不可能让太多的资金流入股市，很难推动大盘股的上涨。另一方面，我国从规模导向的经济增长向效益导向经济增长的转变，需要金融市场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创业板创立在即，基金开办专户理财业务，巨大的利益驱动必然导致基金推高小盘科技股，小盘股基金将会有很好的收益。

传统上，因为进入股市资金有个年末结算效应，年末一般是行情的相对低点，每年五月是行情相对高点，加上奥运对于人们情绪的提振作用，2008年指数将会反弹到前期高点，创新高的可能性不大。但在非流通股解禁的打压下，下半年股指必然会落，在年末很可能会回落到4000点以下。

总之，2008年是这轮牛市的买单阶段，那些涨幅巨大的股票在未来十年内很难创出新高。但基于经济转型的需要，随着创业板的设立，将会出现一轮NASDAQ式的科技股泡沫，小盘科技成长股将会有数倍的涨幅。

期市：步入中期调整

地理上沧海桑田的变化需要数千万年，商业上只需要数年，金融市场大的周期大致相当，小的周期只需要数月。这种现象被称为“诺亚效应”—“七个丰年后是七个歉年”，索罗斯则称之为“金融市场的盛衰循环”。

这轮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始于2001年6月美元的降息，在美元贬值，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导致需求膨胀的影响下，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飙升，铜、石油、黄金等的最大涨幅分别达到600%、400%、300%以上。在过去二十年多年里，国际原材料价格与美国“新经济”存在显著的“跷跷板效应”。随美国经济的衰落，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国际原材料价格将长期上涨。

从长期因素看，全球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后期，原材料对于经济的约束日益显现。从中期因素看，最大的原材料消耗国美国将不得不抑制国内需求，中国已经全面转向“科学发展观”、“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相反地，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发展不得不加大原材料开采，原材料的供求关系在2008年下半年会逆转。短期来看，美元还将继续降息，美元贬值还会持续六个月。

黄金历史上的最大涨幅是从1976年的100美元上涨到1980年的800美元，主要是由于黄金的货币属性增强以及石油危机导致的剧烈通货膨胀。这轮黄金价格的上涨是从2000年的260美元上涨到2007年的840美元，没有上一轮的涨幅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黄金的非货币化，二是世界上没有出现1980年的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由于美元下跌还没有见底，美元还存在降息空间，世界性的通胀正在抬头，至2008年6月黄金将创出1000美元的新高，随后在800-1000美元范围内震荡一年以上。

原油作为数量最大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于世界经济的抑制作用巨大，对于美国经济则是致命的。在美国金融机构掌管着全球大部分美元货币的条件下，不可能允许其进一步炒作。所以，2008年原油价格将在70—95美元之间震荡。

虽然有色金属的最大进口国是中国，但大部分又通过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国，拉高原材料价格以阻挡中国崛起是愚蠢的。考虑到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将会加大有色金属的开采，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努力，2008年初有色金属价格虽然有所反弹，但难以创出新高，6月以后将平稳回落，调整时间可能长达三年以上。

因此，在2008年6月以前国际原材料价格还会强劲反弹，但主要原材料创出新高的可能性很小，随后国际原材料将进入长达三年以上的调整。

 自2001年6月以来，美元对欧元汇率大幅度贬值，美元危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知。早在2001年，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就预测美元对欧元迟早会贬值到1.40的水平，目前这一目标已经实现。那么未来又将如何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世界经济格局来分析。

 一、             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美国经济

1990年“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工业化；二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快速转移，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宏观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实现了快速扩大；微观上，跨国公司的力量也在空前壮大。

根据IMF的统计，2003—2006年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而发达国家不及发展中国家的一半。这仿佛让人重温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皮鞋敲桌子的情景，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增长率不及前苏联的一半。

作为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表现，美国在2001年以来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2006年以来基本维持在每年8000亿美元的水平。另一个方面，跨国公司的盈利自2001年以来也显著上升。考虑到经济周期因素，1996-2006年间S&P500指数样本公司总利润复合增长率为8.9%，不考虑到经济周期因素，2001-2006年间总利润复合增长率为22.2%。

这充分说明了以S&P500指数样本公司为表征的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赢家，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所提出的，在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跨国公司是主要推动力量。这也同样说明了当前跨国公司的主要盈利来自于世界市场，受全球经济增长拉动，受母国经济影响反而较小。从而S&P500指数样本公司盈利具有稳定增长的特性。

所以，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与跨国公司快速增长的盈利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枚硬币的两个面。

 二、             全球经济的资源约束

当前，被大众所普遍感知，而被经济学家有意忽略的事实是全球已经进入资源紧缺时代。一万年前，人类进入了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绝大部分经济资源都是可再生资源，人口与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但人均GDP在几千年里没有大的增长，经济增长几乎完全取决于人口增长。

两百年前，人类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不可再生资源开采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在工业时代的早期，虽然各经济体始终面临着不可再生资源的约束，但通过开采技术的进步，新地域的开拓，资源约束并不显著，因此一直被经济学家们所忽略。不可再生资源被放在资本、人力、技术等可以再生，或者内生的经济资源同样的位置来讨论，不可再生资源的外部性被普遍忽略。

即使在1978年美国出台的“抑制发展中国家发展以保持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的“布热津斯基原则”中，核心依然是技术的优势而非资源的独占。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无疑开启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新进程，从而扩大了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但在美国新经济的光环之下，一直到2000年全球不可再生资源价格仍然没有明显的升幅。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最初对于原材料需求大多通过国内资源开发来实现的。

2000年美国NASDAQ泡沫破灭，2001年经济的衰退，2001年6月至2003年6月的降息，显著降低了美元资产的收益，国际资本开始寻找新的盈利目标。2003年美国对于伊拉克的战争所表现出的控制石油的强烈企图，以及发展中国家持续经济高增长对于原材料的强劲需求，唤起了人们对于原材料紧缺的担忧。于是，国际资本制造了巨大的原材料价格泡沫，石油、铜等主要原材料价格最高上涨了300%--600%。与此同时，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显著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并最终影响到国家的兴衰。

根据IMF的统计，2006年资源消耗占全球1/4的美国逆差达到8115亿美元，资源欠缺的中东欧逆差881亿美元，而资源输出国中东顺差2338亿美元，独联体顺差984亿美元，资源开采大于消费的中国顺差达到2498亿美元（有相当数量的游资通过经常项目夹带流入），资源使用效率高而消费低的日本顺差达到1704美元，北欧、韩国、新加坡等其他发达国家顺差合计1313亿美元。

很显然，全球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后期阶段，不可再生资源对于经济的约束日益显著。那些资源相对丰富，利用效率高，以及资源消费少的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将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地，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付出沉重代价。

 三、             美国经济与美元的未来

一般地，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消耗量大，而国土面积越大的国家往往拥有的不可再生资源也越大，但往往资源使用效率较低。美国成为全球人均资源消耗最大的国家有三个原因：一、作为地理大国，美国人口不如中国、欧洲、日本稠密，从而人均基础设施数量庞大而成本高企。二、作为发达国家，美国服务业GDP占比在80%以上，而服务业大多属于内贸产业，虽然带来了大量的就业，也往往提高了国内成本，对于国际收支具有负面影响。三、作为生活在汽车上的国家，美国对于原油需求具有刚性特征。

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仍然会是资源高消耗，经济高成本国家。在资源价格高企的资源紧缺时代，美国要么大规模开采国内资源，要么大幅度压缩国内消费，经常项目逆差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善。大幅度压缩消费将会导致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从美联储的举动来看，美国根本不可能让经济持续衰退。另一方面，美国公司虽然也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获得很大的利益，但尚不足以弥补国际原材料价格2003年以来的快速飙升。

事实上，在2001年6月—2003年6月，美国采取宽松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期间，2003年美国财政赤字占经常项目逆差的占比为169.5%，而在2003年6月—2007年6月，美国又回到紧缩性货币与财政政策期间，2006年该项占比已下降到77.9%。恰恰是2004年以来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导致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2003年的5221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8115亿美元。

一般地，汇率是在经常项目、资本项目、政策与政治三大类因素影响下，资本流动的结果。从历史上看，1985年美国出现了1185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国通过广场协议下的美元适当的贬值很快实现了经常项目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虽然也表现为贸易逆差，但美国资本项目的吸引力非常强劲，虽然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达到4173亿美元，但美元总体上却是升值的。从政治因素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美国政治影响力达到了巅峰状态，大大地强化了美元地位。

进入二十一世纪，三大因素都出现了惊人的逆转。先是2000年NASDAQ泡沫的破灭，然后是2001年经济衰退，再然后是2002年竞争性国际货币欧元诞生，最后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出现了三重困境：一、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国债收益率下降，三、美国政治影响率下降。在三重因素作用之下，国际资本大量撤出美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窘境，美国越是想控制中东，国际原材料价格就越高。似乎存在某种力量，通过金融手段削弱美国，以防止美国对于中东的控制，而这一切又是通过美国金融机构来实现的。

长期来看，在国际原材料价格高企的条件下，美国将长期受制于资源紧缺。从短期来看，美国控制中东的努力并未放弃，美元下跌很难扭转。但从中期来看，美国资本市场中的跨国公司盈利已经不再受制于美国经济，表现出很高的稳定增长率。到2007年11月S&P500指数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但市盈率却下降到16倍，比25年平均市盈率20.53有30%的折价空间，美国的资本项目已经具备吸引资金回流的潜力。另一方面，由于欧元的大幅度升值，欧元区经济已经难以承受，因此，美元存在反弹的内在要求。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出现这种迹象，2007年11月末中东和会召开，国际原油价格迅速回落，美元迅速反弹，似乎表明美国有可能改变对伊朗的强硬态度，以换取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

笔者预计：在美国逐步放弃对与伊朗强硬政策的前提下，全球相关国家可能会召开一个维持美元汇率的货币会议。大致上，到2008年中期，美元将会强劲回流，并推高S&P500指数大幅度上涨，美元汇率将赢得时间跨度为一年的强劲反弹。总体而言2008年是国际金融市场大动荡的一年，无论是国际原材料、美元都会大幅度震荡，而美股将可能稳步上涨。因此，2008年是美元危机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

从10年或者更长的时期来看，美元仍然会继续贬值以修正美国的过度消费，而美国股市的上涨也将足以抵消美元的贬值。美国社会将会以严重的两极分化来面对美国的持续衰落。

 四、             中国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上帝不会偏爱美国，当然也不会偏爱中国。表面上看，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将会超过3000亿美元。但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估计，保守估计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一半以上是游资流入。一个显著的迹象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中东经常项目顺差自2003年以来显示出很强的相关性，说明了我国经常项目顺差是资源性顺差，与我国出口产品的低附加值相印证。实际上，我们新增的大量出口是电力附着产品，如电解铝、钢铁、船舶等高能耗、高资源消耗性产品。

很显然，资源紧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一个狼来了谁跑得更快的问题。事实上，资源紧缺对于我国经济的约束一点也不比美国小。所不同的是，对于美国的约束是短期、中期的，对于中国是中期、长期的。从短期来看，我国人均资源耗费比美国小得多，从长期来看，我国人均拥有的资源存量比美国小得更多。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国家领导人适时地做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战略决策，并在十七大中被确立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说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能够并勇于面对一切挑战。

短期来看，在美元贬值的过程中，人民币升值预期空前高涨。2005年7月21日，我国不失时机地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至目前为止，人民币兑1美元+1欧元的汇率维持在18美元附近波动。很显然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是有利的，也是成功的。但人民币汇率改革也不能包治百病。

我国当前面临两大根本问题。一是资源及资源性产品利润高企，导致投资过热，出口过度，带来顺差扩大。二是顺差过大以及游资流入导致货币过于宽松，引起资产价格膨胀，这两种情况都可以通过笔者提出的“消除不当暴利”的税收政策来解决。相信随着十七大战略决策的具体实施，许多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基于2008年中期美元会出现回流，美元汇率强劲反弹的判断，笔者以为2008年有关汇率政策应该谨慎从事，实际上目前保持人民币对于美元稳步小幅升值是非常恰当的策略，如果美元反弹，人民币对于欧元贬值的问题将可以逐步缓解。如果现在人民币对于美元突然大幅度升值，一方面根本不可能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结构问题，因为结构型问题必须用结构型手段来解决，我国目前基于行政与财政调控政策本身就是改善经济结构的适当方法。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非预期大幅度升值，也可能会使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紊乱，有可能导致游资快速撤离，引起资产泡沫的迅速破灭，有可能使中国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类似后果。

因此，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保持每年对美元升值3%—5%的步调10年以上，这对于金融模式转型尚未完成的中国，是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关键性策略。由于美元贬值以及低利率，我国1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收益率不佳，当局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笔者认为，我国应该用外汇储备中超出外汇储备安全性、流动性需要以外的部分，大约8000亿美元买入S&P500指数基金，这样既可以实现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对冲，又可以保证收益，还可以避免因为买入其他货币引起美国的不满。这是一举多得的举措，我们唯一牺牲的是这部分资金的流动性，而外汇储备太多本身就不需要很大的流动性。